说实在的，像《上海：1842—2010，一座伟大城市的肖像》这样一本书，无论从城市形象推广的角度，还是从图像史料编纂的角度，甚至从优秀摄影作品鉴赏的角度，都是2010年度值得关注的优秀出版物。当长年工作、生活在上海的策展人、出版策划人姜纬将外人看来有些“吹毛求疵”的这篇文章亮出来时，作为编者，我们既惊异又惋惜：惊异的是，这样一部皇皇巨著，还是多少埋伏着一些平常人难以看出的小错误;惋惜的是，这样的一些错误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该书的价值，甚至可能在未来产生一些误导。

　　从姜纬的文章来看，他是本着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执着的求真精神来阅读文中提及的出版物的，既不是鸡蛋里边挑骨头，也不是刻意将并不掩瑜的瑕疵夸大，更不是跟编著者或出版机构过不去。只是，我们目前见到的类似求真与执着似乎少了些。同样本着严谨的学术态度，编发本文之前，本报派记者向姜纬及相关当事人一一核实了其文中提及的，包括《上海：1842—2010，一座伟大城市的肖像》在内的数本出版物中有关图片说明的错误，甚至进行了实地考证。

　　本报之所以有些大张旗鼓地把图片说明细节的准确与否，当成一个专门的摄影话题来由此文展开，是因为我们的眼光不仅仅盯在图片说明本身，而更着眼于影像作为历史切片、作为某个特定时空的见证，能否真正完全准确地承担起“图像证史”的重任。

　　依然从学术角度看，包括新闻照片在内的所有图像，都不足以完全担当起作为历史事件最准确证据的重任，照片只能是历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硬要把照片当成某种“证据”的话，那么，它所证明的某个事件或场景，应该会有一个无限接近于真相或公认真相的说明。否则，照片本身透露出来的信息非常有限——从这个意义上看，“一图胜千言”的说法只在照片解读的多义性上成立，对于信息传播，它有时候真的是个“哑巴”。

　　由此，我们关注图片说明中的细节，便是对于其“证史”作用的准确性较真儿，对所有图像在传播过程中的信息完整度较真儿。图像中的形象被误读、被以讹传讹久了，便会形成新的史实疑点，甚至被长久地误用——类似传播产生的史实甚至学术问题并不鲜见。

　　图片说明之于图像本身，不是陈述图像中能让观者一眼看明白的东西，而是对其产生的历史背景、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及其结果等加以详尽说明，以方便阅读者理解和了解，其准确与否，自然牵涉到受众眼中“有图为证”的“证”是否充分。依此来看，姜纬所做的工作，无疑是试图对于几本出版物中此类问题进行商榷式的探讨，最终达到勘误的目的。

　　从编校角度来看，各类书籍出现一两处错误似乎也是难免的，大家更见怪不怪。但是，如果真正要做成一本伟大城市的伟大“肖像”集，那么，其细部既不能指鹿为马，也不能张冠李戴，甚至有些许错别字都不能被允许，也就说，每一处字眼，都应该是可丁可卯、准确无误。要是说明中的地点有误、人名有错，而且不止一处，似乎就有些为这个城市的“形象”抹黑了。

　　11年前，两本在历史照片运用中出现百余处错误，甚至是将一些历史名作张冠李戴地胡乱安说明的书籍《老满洲》(上、下册)，引起了包括老摄影家顾棣等人的关注，当时不少媒体都刊文，对其编校质量和罔顾历史真相而乱写说明的做法加以痛斥，顾棣老人更是以《两本〈老满洲〉，让我吃三惊》为题，撰写了长达两万余字的文章，对书中大量错误举出两三个以上的例证予以反驳。

　　《上海：1842—2010，一座伟大城市的肖像》及姜纬文中提及的其他书目的错讹之处，虽然不像《老满洲》那般故意和海量，但其编校质量，其对待历史照片及其“证明”着的事实真相的态度，则与之并无二致。这种错误可能来自于原始资料的注释本身，也可能来自于编著者或者编辑的笔误，但正如姜纬文中所说，无论其错误发生在何环节，在编辑过程中，都应该就全书内容更多求教于相应专家学者，求证于各种资料史料。历史学研究甚至新闻采访报道中，都讲究不能采信孤证，对于历史照片的应用，更得以科学严谨的态度找寻更多证据。

　　在出版业越来越发达，历史或现实的图像资料越来越多地被开发应用，传播手段更多样更便捷，一切历史或现实的真相都会通过各种媒介予以求证确信的今天，对待每一幅历史照片及其说明准确性的态度，恰恰代表着出版业界、传播学界甚至是摄影界对待读者、对待真相、对待自己职业的一种态度。怀着更多的敬畏感和求知欲，或许会让这样的错讹减少许多。正如一位资深摄影记者看到许多同行匆匆拍摄而不对被摄对象采访就直接发稿时所痛心的那样，如果没有得到关于被摄对象更多准确信息，那种根据回忆和场景写出的说明又如何传达更多事实真相呢?即时的传播尚不能准确全面，况且时空转换之后?

　　有人说，历史就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历史的图像，尤其是记录性质的照片应用上，如果因为我们的随意和不严谨而造成一些误导，那么，图片本身，是否也会变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呢?

　　对待历史影像的研究和应用，我们应该做的和能够做却做得不够完善的，还有很多很多。